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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打黑第二枪 黑社会是公安养大的?(组图)
发布时间:2021-11-20        浏览次数: 次        

  原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彭长健(左)落马前,向“打黑局长”王立军(右)汇报工作,两人表情耐人寻味。

  “对黑社会查了这么多年,老实说,都是公安养大的。”重庆市检察院公诉二处副处长唐国政

  重庆正将打黑推向新的高潮。打黑重点已由此前的主城区延伸至周边区县,对基层警队涉黑保护伞的整肃也加快了步伐;房地产界,在肃清了地产黑金之后,重庆的房地产业正在经历重新洗牌,越来越多的外地房企开始进军重庆市场……但在司法界,对于黑社会的界定却存在着泛化的忧虑……

  重庆打黑重点延伸至周边区县,特别是万州等三峡库区,对警队涉黑保护伞的肃清也加快了步伐。“如今警界内部的气氛很古怪,查案找到基层公安局,问起领导,那边说,哎呀,不好意思我们领导不在,干什么去了我们不知道,或许可能就被抓了。”

  9日“红顶黑老大”黎强系列案件在重庆开审。作为客运市场“一方霸主”,黎强被看作是重庆痛下决心“打黑”的导火索之一。另一方面,其身负人大代表等多个官方身份的“红顶”背景,又昭示这些曾经显赫一方的势力背后,红黑纠结的黑金链条,是何等地触目惊心。

  在接下来的大审判中,“保护伞”文强等将陆续被推上被告席。如今,他们已成为重庆官场的反面教材,其官黑勾结历程亦几乎尽人皆知。打黑,成了主政重庆后,为建设“平安重庆”的一大举措。

  因为一则耗资10万元的“向打黑致敬”广告,重庆市长寿区渔民易大德一度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这幅几乎倾尽其家财的整版套红广告只有寥寥数语:“铲除黑恶势力,得民心,顺民意,向奋战在打黑除恶一线的人们致敬!”

  而这,也几乎代表了当下重庆大多数市民的心声。自6月份以来,在重庆这座西部重镇,“除恶打黑”已经成为从坊间到官方最大的运转主轴,一批批涉黑团伙的被捕,一队队腐败官员的落马,让乐见于各种“形式主义”的普通民众逐渐开始相信“这回是动真格的了”。

  在易大德的广告刊登3天之后,李义、张波、刘钟永、杨天庆、谢才萍五大“涉黑”团伙开审,标志着重庆“打黑除恶大审判”正式开始。而随着一轮轮审判的深入,清算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更将是高潮中的高潮。

  渔民易大德一家的“黑色”遭遇并非偶然,其背后牵出的“保护伞”,正是被喻为文强手下“四大金刚”之一的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原副总队长黄代强。那是去年7月底,易大德正与家人为三儿子庆生,突遭百余名黑恶分子砍杀。在那场惨烈的对抗中,易大德失去了最聪明的二儿子,最小的四儿子也精神失常,全家5人受伤。

  事发后当地警方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才到达,且无一人被警方当场抓获。侦办此案的就是黄代强。

  据警方后来披露的信息,黄正是这些恶黑势力的后台。一句“正在调查”过后,易家的案件被黄代强丢到一边。多日苦等之后,易大德的三儿子跑到朝天门爬到一个30多层的楼房上跳楼。当时,现场来了很多各个区公安局的局长,协商未果,最后在楼顶上耗了4个多小时,最终是“打黑局长”王立军赶到现场把他给背了下来。

  “三儿子当时是真想跳,在房顶上鼻涕眼泪掉了一脸盆那么多”,易大德说,王立军事后把长寿区的区长和他留下来专门谈了一次案子,还拍着他的肩膀说:“老人家,你和这么强的对手斗,太不容易了”。

  手下干将已是只手遮天,金字塔尖的文强更是可以呼风唤雨,“他就是天,就是法”(其弟媳谢才萍语),在其庇护下似乎可以为所欲为。9月26日,时任重庆市司法局局长的文强因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涉嫌受贿等职务犯罪被警方执行逮捕。实际上,在打击黑恶团伙之际,重庆政法队伍内部也掀起一场肃清“内鬼”的风暴,文强被批捕,正是这一风暴的最高潮。

  重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周波说,文强被“双规”充分证明了重庆市委、市政府打黑的决心是坚定的,不管背景有多深,关系有多复杂,经济实力有多大,只要侵害了人民的利益,都将一查到底,绝不手软。

  文强之前当了16年的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在1992年震惊全国的重庆警匪枪战、1994年中国第一盗案、2000年重庆抢劫运钞车案以及抓捕悍匪张君案中表现勇猛,他主办的多个要案也曾被公安部记一等功。

  这几乎是一个在重庆警界被标榜为“偶像”级的人物。文强被查,经营多年的“官黑勾结”堤坝被打开了缺口,重庆官场的腐败洪流顷刻宣泄而下。

  9月4日,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彭长健,在市委办公厅参加会议期间被市纪委的人当场带离会场予以“双规”,这是重庆打黑风暴中公安局落马的第二个厅级官员,据称其和黑恶势力头目陈明亮、马当等关系密切并充当保护伞。

  同时,被“双规”的还有重庆市北碚区副区长赵文锐、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的副检察长毛建平。此外,原刑警总队副总队长黄代强、治安总队原总队长陈涛、交通管理局局长陈洪刚、副局长赵利明、垫江县副县长、原公安局长徐强、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张弢等一批官员因涉黑相继被掀翻落马。

  此外,多个区县公安分局的局长、副局长因在本次打黑风暴中折戟。其中一些人也曾被冠以“英雄”“模范”等称号。因谢才萍案身陷囹圄的刑警甘勇,就曾被评为“渝北区十佳警察”,曾破获许多大案。

  另一方面,伴随着庭审的开始,重庆“黑社会保护伞”的具象也正在揭开神秘面纱。

  9月19日起,重庆市打黑除恶阶段性成果汇报展,在重庆市公安局机关大院内举行。其中,警方绘制的《重庆市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总架构图》引人关注。在这张以文强为“金字塔尖”的“保护伞”图谱中,文强居顶,下面分别是文强的“四大金刚”: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原副总队长黄代强、治安总队原总队长陈涛,公交分局原副局长赵利明,垫江县原副县长、原公安局长徐强。

  图谱的下方,被描绘成盘根错节的地下根络,几乎让人眼花缭乱:陈明亮团伙、龚刚模团伙、岳宁团伙、王小军团伙、王天伦团伙、谢才萍团伙……

  根据图谱解析,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张弢,为陈坤志黑恶团伙提供保护,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局长陈洪刚,主要为岳村等5个黑恶团伙提供保护,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彭长健,也是为陈明亮、岳宁等黑恶团伙提供保护伞,北碚区副区长赵文锐、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的副检察长毛建平,则为北碚“黑老大”王兴强提供保护。

  2007年末,从北京商务部部长位上调任重庆,成为重庆设立直辖市以来的第五任市委书记。

  新官上任三把火。做的主要事情,是打击腐败。而被外界认为“烧了第一把火”的行动,却是肃官。事后看来,打黑除恶,主政者曾是多么用心良苦。

  2008年3月,重庆市委表决通过,决定对包括渝中、九龙坡、渝北等7区县主要领导干部作出调整。这是当年该市“两会”之后,对区县主要领导干部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整。

  上述调整被外界解读为“换帅”,顷刻间在这个西部重镇引发官场大地震,一度令外界愕然。此后不久,观察者终于读懂了此中深意,仅仅一个月之后,包括重庆市规划局原局长蒋勇、原副局长梁晓琦,九龙坡区原区长黄云在内,7名县区级官员涉嫌贪污、受贿先后被“双规”。

  这些官员,均系牵涉收受房地产开发商等人贿赂而被查处。此次整肃“房地产窝案”,当时只被看作是的一次峰点,怎知一年之后,随着打黑的深入,黑恶势力向房地产业渗透的问题,竟是“官黑勾结”重灾区。

  彼时,来渝未满半年,尚处于对这个直辖市“进行熟悉”的阶段。当年5月,薄在调研重庆市学校工作时,发出了在全社会高唱红色经典歌曲的热潮。此举获得了重庆政界各机关的响应,市委宣传部不但编选了革命历史歌曲向市民推荐传唱,许多政府部门也组建了红歌合唱团。

  回头看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重庆开始了最为关键的一次“人事调动”,为以后的“打黑”留足伏笔。

  2008年6月25日,王立军被正式任命为重庆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他是2008年重庆交流干部活动中引进的9名担任副厅以上领导职务的干部之一。原在此任上的文强,调往重庆市司法局任局长。

  一到重庆,王便小试牛刀。在2008年7月至9月间,警方开展了历年以来出拳最重的“夏季社会综合治安整治行动”。逮捕近万名涉案分子,破获刑事案件3万多起。这个时候,打击黑恶势力仍属储备阶段。

  不到一年后,今年3月26日下午,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任命王立军为重庆市公安局局长,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刘光磊不再兼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这也正符合直辖市政法委书记不兼任公安局长的惯例,北京、上海等地近年已有类似举措。

  今年6月25日,打黑除恶行动正式宣布启动10天后,国务院、任命王立军兼任武警重庆市总队第一政委、。这一职位任命被外界认为是他全面接管重庆警界的开始。彼时,正值打黑除恶斗争抓捕犯罪嫌疑人的关键时期,只是由于媒体尚未公开报道,这一细节并不为人熟知。

  决策者刻意的韬光养晦,麻痹了猎物的警惕,没人嗅知“山雨欲来”的气息。当涉嫌违法犯罪分子几乎被塞满看守所的时候,在的强力推动下,重庆政界围绕“解放思想,扩大开放”而展开的各种培训、调研活动也在如火如荼进行。

  其实在这个时候,有关文强“落马”的传闻从未中断。文强本人还曾对这些传闻公开进行调侃。在被“双规”前不久,在一些公开会议上,文强精神饱满,讲话声音洪亮,看不出丝毫政治生命走到尽头的迹象。

  “打黑以来每个专案组都是互相保密的。”唐国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是重庆市检察院二分院公诉二处副处长。打黑风暴以来,他和二分院的其他检察官都是一线打黑人员。在这场风暴中,他们和警方配合,分为若干个专案组,这些专案组就像漂浮在大海上的孤岛,彼此隔绝。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多位公检人员都显得讳莫如深,有人以开玩笑的语气说,“《风声》你看过吧,谁是老鬼?谁都可能是,谁都不知道。”

  当重庆打黑重点延伸至周边区县,特别是万州等三峡库区,对警队涉黑保护伞的肃清也加快了步伐。

  目前,据《中国新闻周刊》的调查获悉,万州区可能的“保护伞”有两人,一个是万州区公安局局长助理、治安支队队长王全伟,一个是万州区刑警大队支队长陈国辉。

  “前不久万州张波、张涛的涉黑案子由陈国辉负责,结果这个案子过后没多久,陈国辉就因为其他的案子被抓了。”知情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据《中国新闻周刊》调查,目前可以确定的是,陈的事发因为万州区天城镇的一起以傅抱勇为首的黑社会案。

  目前此案警方已经侦查完毕,转移到检察院,进入审查起诉阶段。重庆市检察院二分院公诉一处的检察官陈庆萍负责主诉此案。

  陈庆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陈国辉是10月9日被抓起来的,当时大家都在上班,陈还在万州负责张涛张波双胞胎黑帮案。“陈国辉是老侦察员,初步的罪名是包庇纵容黑社会组织犯罪。”

  陈国辉在担任万州区刑警支队四大队队长之前,曾是天城镇分局刑警大队教导员,陈庆萍并不否认,陈国辉可能在天城分局期间涉黑。

  “在这个节骨眼,谁也不想问别人的案情。”一位警员说,为了确保不泄密,很多打黑专案组的电话都被组织上监听,防止办案人员乱串情报走漏风声。

  “现在警界内部的气氛很古怪,我们查案找到基层公安局,问起领导,那边说,哎呀,不好意思,我们领导不在,干什么去了我们不知道,说不定就被抓了。”唐国政说。

  这如同在一个风暴席卷的海洋上,谁落水,除了他本人,谁也不能说出完整的故事情节。

  对于陈国辉的落马,万州区公安局的多位警员面对《中国新闻周刊》都表示不了解具体情况。“陈国辉长期在天城搞侦查工作,调到区公安局也就一年多的时间。”

  在同事眼中,陈侦查经验丰富,在办案上“有一手”。在天城分局期间的陈国辉,工作还是很卖力的,2003年还曾查办过一起缉毒大案。一些熟悉陈的人回忆,当时陈很兴奋,为了进一步深挖案件连续熬了好几夜。

  现在万州很多人都在猜测,王全伟的落马是否真的跟陈国辉有关。类似的声音广泛出现在当地的市民论坛中。

  11月7日,唐国政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打黑“现在区县还没有完全展开,因为很多保护伞尚未定性”。

  而王全伟因涉黑被批捕调查的消息早已在公检内部传开,重庆市检察院检察官陈庆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她也听说了,但具体内情谁也说不清,“侦查还没有结束,也没见媒体报道。”

  2004年王全伟还是天城分局副局长,分管刑侦工作,而陈国辉则是该分局的刑警大队教导员。

  在天城分局期间,王全伟留给同事的印象并不坏,“有激情”“敢办大案”。在天城分局期间,王全伟和陈国辉屡次合作办案。2004年5月26日,映水坪离石宝大桥桥头300余米远公路上,19岁的王雪松抢劫出租车并用腰带勒死了司机杜某,这在当时成为轰动万州的“恶性案件”。时任天城分局副局长的王全伟仅用了11个小时,就抓获了王雪松。当时,实施抓捕的正是侦察员陈国辉。那一次行动,“双方配合默契”。

  11月3日,重庆谢才萍(前排左一)等22人涉黑案宣判 ,“黑老大”谢才萍判18年。新华社发

  重庆警方此前已经公开说,10月20日主城打黑将告一段落,主战场将向区县延伸,其中三峡库区的万州等区县将是重点战场。同时,继续保持对政法系统黑势力“保护伞”的高压打击外,将正式启动对隐藏在党政机关“保护伞”的清剿。目前,一批黑恶势力和黑势力“保护伞”目标已被警方锁定。

  “重庆市公安系统有干警3万人,如果严查保护伞不手软,我认为可能还有一些人将落马。”重庆市警界一位资深警员曾对媒体如此表示,并援引王立军的话说“重庆警察队伍问题比社会治安形势还要严峻”。

  据警方内部消息称,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已命令专人对近年来处理的涉黑案件进行复核,一旦发现对涉案者降格处理,将追查具体办案人责任。

  重庆打黑下一步将采取怎样的战略和战术,重庆警方至今尚无明确说法。重庆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9月8日曾表示,重庆的打黑专案组由最初的14个发展到了目前的200个,参战警员由3000人增加到了7000人。

  历史上的四川,最著名的城市只有三个,就是成都、重庆、万州,万州主城区面积虽不大,但却是一座千年古城,其文化历史悠久程度不逊于成都、重庆,故有“成渝万三足鼎立”一说。

  重庆叫“山城”,万州也有“小山城”之称,90年代后期,万州势力最大的两个“黑帮”,长期相互械斗火拼,影响恶劣。

  “我们对黑社会查了这么多年,老实说,都是公安养大的,因为如果从它开始违法犯罪就去查处,它就不可能形成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年,不可能每一个受害人都不去报案,如果当时报案了,警方有没有查?”重庆市检察院公诉二处副处长唐国政这样说。

  因此,很多人都有相似的担忧,在万州等区县,警黑勾结的情况可能更为复杂,这给侦查工作带来了更大的难度。“区县打黑,多数办案人员都是异地,对办案会有很大的难度。但涉黑案件你让当地查,根本查不下去。”唐说。

  有消息称,临近万州的开县,可能有数名警员因李义黑社会案正在接受调查,甚至有人怀疑该县公安局长刘立民也充当了黑社会保护伞。《中国新闻周刊》随后致电开县公安局局长刘立民,予以求证,这位局长用缓慢的语速回复,他不知道,正在外地出差。

  早在打黑风暴掀起时,重庆市公安局“打黑”专案组的核心办案人员均被要求签订了一份保密协议,不仅本人不能对外发布一切关于打黑斗争调查的信息,连家人也被要求“封口”。领导每天在大会小会上强调的都是纪律,即使是同事被“双规”、刑拘,领导不主动传达情况,任何人不得打听。

  在很多警员看来,在这个背景下,如今区县拉开打黑第二波高潮,将更紧张,更神秘。重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总队长陈光明落马时,曾有警察坦言,由于信息的封闭,整个单位的气氛愈发紧张,很多人晚上睡不好觉,总担心什么时候“厄运”就会降落自己头上。

  从“平安重庆”到“宜居重庆”,因为打黑而深入民心的重庆政府,正式向当地房地产业界的“码头意识”宣战

  “重庆黑社会仅放水(高利贷)就放了300个亿,这个数字相当于重庆一年财政收入的1/3!”2009年7月31日,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会议室,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此言一出,语惊四座。台下坐着的是来自重庆主要金融机构、市属大型国企以及民营企业的“大腕”,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隆鑫集团董事长涂建华,重庆非公有制经济促进会会长黄伟等人位列其中。

  “谁都没有想到有这么多。数字太惊人了!”重庆市非公有制经济促进会会长黄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重庆市的财政收入仅为963亿元。

  稍早之前,重庆市工商联房地产商会于2008年12月3日向重庆市政府提交的《重庆房地产开发企业民间高利贷问题的紧急报告》,已经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报告称,重庆主要房地产企业正深陷高利贷危机,相关高利贷金额在100亿至120亿元之间。

  而此次被捕的涉黑“大佬”陈明亮、黎强等人,都曾涉足房地产界,从中非法牟取暴利,又将黑金“放水”给其他房地产商。这些复杂的深层勾连,让黑金帝国与重庆房地产业之间很难正本清源。

  2008年7月,重庆市委书记在“2008中国(重庆)民营经济发展论坛”上强调,一定要想方设法降低企业的“人际关系成本”和“商务成本”。

  “外地企业到重庆投资,不怕手续麻烦,却特别担心当地的潜规则,最怕不花钱不办事,花了钱乱办事。担心重庆讲人情、讲关系;担心不认识人,会受排挤。”说。

  重庆地产界一直有个怪圈,大名鼎鼎的外地开发商来得不少,但普遍活得不怎么滋润,占据重庆房地产市场主导地位的是龙湖、华宇、协信、南方等本土企业。

  重庆每年举办的秋季房交会,展位布置很值得玩味。“七八年来,一进房交会,局面都是一样,进门第一排,左手是龙湖,右手是南方,这两家都是重庆本地地产巨头,一线阵营基本看不到外地企业的影子。”

  陈凡(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展位实际显示了房地产企业在当地的排序,也就是地位。”1997年,重庆直辖,陈凡同年进军地产界,可以说见证了重庆房地产业十几年的风云变幻。

  “在重庆做生意,很多时候靠的是关系,而这些关系常常是错综复杂,层层勾连。有的时候,即便你有足够的资金,没有关系,也是寸步难行,关系甚至可以说事关重庆房地产业的生死存亡。”深谙其道的陈凡坦言,正是这些盘根错节的“关系”,让不少外来房企因为“水太深”而望而却步。

  很久以来,人们习惯于将这种“怪圈”归结为重庆人骨子里就有的“袍哥精神”和“码头文化”。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李永升研究黑社会犯罪多年,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袍哥重义气,讲究人人皆兄弟,而历史上各个行业都有商会,当这些商业意识强烈的商会和袍哥文化结合,就形成码头文化,其显著特征就是抱团。”

  回望此番“扫黑”落马的高官:重庆市公安局原常务副局长文强、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彭长健、市检察院分院原副检察长毛建平等,无一不是把脉重庆行政系统命门的高官,而此前曝光的“地产窝案”中,被重庆市民戏称为“风起云涌”的四人,唐文(峰)、梁晓(琦)、黄(云)、蒋(勇),与不少本土房地产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连系,他们又分管着与房地产开发息息相关的国土、规划、房管等实权部门。

  除了靠“哥儿们”,重庆房地产商还常常“抱团”排挤外地企业。陈凡举了一例:2005年,重庆市主城区沙坪坝三峡广场旁边一块地进行公开拍卖。竞标的八家单位中,有七家重庆本地企业,一家南京企业。在举牌竞标前的一个月公示期中,陈凡接到了所有本地企业打来的电话。大家合计,不管怎样,先挤走这家南京企业,再谈接下来的事。

  2008年以前,即便是进入重庆市场的知名外地房企,大多也只开发了一个项目。

  例如名列“全国房地产领先企业”前十强的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年底进入重庆市场,并于2006年拿下了第一个项目,在重庆黄金地段之一的江北区北城天街洋河路修建约30万平方米的富力海洋广场,此后几年,没有更大的动静。即便是被业界称为“常胜将军”的保利地产也不例外。保利地产2003年就入驻重庆,直到2008年之前,才仅有保利高尔夫豪园一个项目。王石的万科集团,直到2008年5月才“姗姗来迟”。而此时,重庆市江州实业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陈明亮的房地产事业却做得风生水起。陈明亮1996年就创建了重庆市江州实业有限公司进入房地产界,2005年,他更是拿下了重庆江北区黄金地段——红旗河沟转盘东南角的一块土地,建造了“世纪英皇”项目。该建筑有50多层,顶层设有直升机停机坪,均价为每平方米9500元。

  “排挤”外来企业的同时,重庆地产市场也关上了外部资金进入的大门,只能靠内部“供血”。

  “长久以来,银行贷款几乎是重庆房地产项目最主要的资金来源。”重庆市非公有制经济促进会会长黄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这种单一的融资模式,无论对开发商还是银行系统来说,都蕴含着较大风险。”

  当银行贷出的份额已满,企业还要不断借贷时怎么办?这就给高利贷行业带来了“商机”,也让众多掺杂其间的“黑金”得以“乘虚而入”。

  “重庆的房地产商有一半以上都借过高利贷。”陈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事实上,纵观重庆黑社会发展的脉络,“放水”一直是其敛财的重要手段。

  2007年,重庆直辖十年,重庆楼市也达到了巅峰,是供需两旺的“黄金时代”。楼市持续火爆,房价一夜飙升,每平米平均涨高700多元,连续5周商品房成交量超过5000套,并且不断出现单日商品房销售超过1000套的纪录。

  “市场行情很好,不少房地产企业看到了土地开发的利润,就去吸纳一些非银行资金进行土地买卖,因为这些非银行资金比银行资金来得快。还有一种情况是,银行资金的份额已经借贷尽了,但是又想拿钱去买土地,就只有走高利贷这条路。”陈凡说。

  来自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管部的数据是,2008年,重庆市民间借贷利率平均高达18.72%,相当于金融机构平均贷款利率的2.3倍。

  重庆律师周立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重庆的高利贷资金来源有两个,一是一些官员来源不明的财产,二是国有银行利用职务之便放出来的钱。

  一位金融体系的内部人士透露,涉黑的“水钱”有部分来自国资系统。“根据国家相关政策优惠,一些国有大型企业、机构能够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拿到利率极低甚至免息的贷款资金,以用于当地建设;他们将巨额的资金以略高于几个点的利率拆借给中介,中介一般由各种名目的金融担保公司组成;担保公司再随市场行情设定利息,贷给那些缺钱的中小企业或者个人。”一条通过利差获取巨额收益的黑色链条由此形成。

  “一些信托、担保公司与银行、法院勾结,盯住某家资金链可能出现紧张的企业,然后主动提供高利贷,再趁机吃掉这家企业。”陈凡告诉记者。在“奥妮土地”案中,涉黑团伙头目陈坤志和龚刚模的重庆万贯财务咨询公司就是向竞拍土地的某公司负责人贷出本金1000万,月息为10%~15%的高利贷。后因无力支付高息,该公司负责人迫不得已将公司的股东变更为陈坤志,使其成为占51%股份的大股东。

  2008年4月14日,重庆某知名房地产开发商向陈明亮借高利贷250万元,约定每月付给8%,也就是20万元的利息。后因开发商未按时付息,陈明亮就多次安排“马仔”去收账,不仅派人24小时紧跟该开发商,还将其软禁在办公室近一个月之久,并对其殴打。

  “大佬”们当然不愿意自己永远活在阴暗的角落,他们会想方设法把自己“漂白”,让“水钱”变得“合法”起来。陈凡说。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李永升告诉记者:“在公职人员中,有的涉黑官员通过一家两制进行洗钱。一方面利用权力捞钱,另一方面利用亲属的商业身份掩盖黑钱来源。”

  “此外,利用地下钱庄洗钱也非常普遍。”李永升说,“地下钱庄用金融机构的资金结算网络,从事非法外汇买卖、跨境资金转移、资金存储及借贷等非法金融业务,这种方式成本非常低,并且经常以亲友馈赠的方式使黑钱流回。”

  陈凡曾多次代表公司参加土地竞标,他回忆道:2003年,重庆市江北区五里店桥头黄花园大桥的一块地,属于国资委下面的国有土地,向全社会进行公开招标。这块地后来建了个加油站。在举牌前的半个小时,就有人来提前打招呼,举到多少就不要举了。加油站的项目申请提到了市政局,但是由于安全问题没有通过审批,后来重庆市前规划局副局长梁晓琦收受了某公司的25万元“好处费”之后,顺利获得通过。

  而通过恶意竞标、暴力恐吓等手段,以远远低于市值的低价拿下黄金地段的事例也屡见不鲜。来自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对黎强的起诉书中介绍,做交通运输起家的黎强涉黑团伙,参与土地拍卖会竞拍前,都会派“平头党”向前来竞拍的开发商们发出不许参与竞争的“通牒”,否则“后果很严重”。威逼之下,很多有实力的开发商只得成为竞拍会上的陪衬,而黎强却以极便宜的价格拿到黄金地段的地皮。

  重庆打黑除恶专案组的一名警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某开发商看中了重庆一块地,陈明亮团伙立即参与竞争,哄抬价格,迫使开发商接受条件:支付4000万元,他们就退出“竞争”。该开发商支付了1300万元后,拿不出钱了。陈明亮等人就安排“马仔”以开发商欠其债务为由,频繁到开发商办公地滋事。最终,该开发商不得不将一块土地以2700万元抵押给他们。

  土地交易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标准形式,即招标、拍卖、挂牌,一种是招商引资,也称BT模式。在BT模式中,也有很多“不能说的秘密”。陈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官员与开发商可以达成某种“默契”,通过无限提价来拖垮其他竞争者,而自己不用负担过多的钱。比如,官员与某开发商可以达成协议,这块土地我们以每亩400万成交,这之后,在拍卖过程中,那个开发商可以大胆喊价,假设最后喊到的成交价是600万每亩,开发商只需暂时付600万,官员会通过退税等办法,把多出的200万给“腾出来”,与开发商平分这笔钱。

  “如果继续让黑恶势力操控房地产业,那么房价就不是跟着市场经济的指挥棒走,而是跟着少数人的利益走了,这会非常危险。”李永升教授说。

  先是打乱盘根错节的关系网。2008年3月,在主持下,重庆市渝中、九龙坡等7个区县一把手进行了调整,“7区县换帅,7高官受贿被双规。”

  2008年春天,重庆“地产窝案”现形,“保护伞”重庆市经开区原主任唐文峰、重庆市规划局原副局长蒋勇、原副局长梁晓琦、原重庆市沙坪坝区区长等人纷纷落马,引发官场地震。

  还举办“领导干部现代经济知识培训班”,学员都是各区、县的书记、区长,由薄亲自上课。“重庆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率先解放思想,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和能力。”在培训班上告诉“学员”们。

  第二把大火,是“平安重庆”指导下,王立军领衔的声势浩大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截至10月28日,全市共抓获涉嫌黑恶及其他犯罪人员2954人,“长期盘踞我市的重大涉黑团伙受到毁灭性打击”。而这些涉黑团伙,有不少都涉足房地产业、高利贷业等领域,对经济的良性运行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宜居重庆”,是整治房地产市场的另一把“宝剑”。明确指示,要让市民买得起住得起房,“要建设开放有序的房地产市场,引进更多水平高、实力强的开发商参与重庆的开发建设,通过公平竞争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也使建设水平提升档次。”

  今年9月,在重庆举行的“2009内陆开发高地论坛”上,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也表示,政府要控制地产投资总额,以免大量热钱涌入地产业,导致房地产泡沫,让房价停留在合理区间;降低商品房成本,严控土地出让价格。

  10月26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内座无虚席,重庆交通运输业的“大佬”黎强团伙涉黑案开始了漫长的6天审理。

  已经卸去诸多政治光环的“红顶商人”黎强,在庭审现场的唯一身份是:“1”号被告人。

  今年51岁的黎强被指控“九宗罪”,起诉书长达58页,公诉人的陈述就持续了两个半小时。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这句《无间道》里的经典台词,仿佛成了这位“大佬”如今最真实的写照。这位成也公交败也公交的人,起步于重庆民营公交最初始阶段,发展于重庆公交混乱与繁荣期。在争夺利益格局的同时,他采用贿买官员、上访闹事、暴力手段排挤对手等法律规范以外的手段,为自己及其利益集团牟取暴利。

  “上世纪90年代,基本是有路大家行车,有水大家行船的情况。那个时候的运输市场,对不同经济成分的企业都是放开的,这让不少人看到了商机。”重庆市道路交通运输管理局副局长孙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世纪90年代前后,南巡不久,停滞了两年的中国经济正重新释放能量。如今成为重庆民营公交大公司的企业,都在差不多的时间开始起步。这些民营企业的创始人均从草根做起,同时期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据重庆本地媒体报道,1991年,黎强靠岳父的人脉关系,调到渝新公司车队搞安全工作。工作任务就是帮车队的10多辆车办年审以及办驾驶员年审。“他自己不抽烟,但是包里随时都揣着一包当时很不错的红塔山,主要是给交警等执法部门的人抽。”黎强当年工厂的一位同事介绍。这段工作经历,让黎强对运输行业有了全面认识,同时也接触了一些交通行政执法人员,积累了一些人脉资源。随后,黎强就开始与人合伙经营了一辆“乐达”牌19座中巴车。黎强最初的生意合伙人称,他和黎强合伙时,买中巴车花了6万元,两人各出3万元。一年后,两人因为合作不快分手,后由黎强独自经营。

  经营中巴车,让黎强赚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当年请来卖票的售票员称,淡季每天票款收入也有一两百元。过年过节或逢周末,一天更是有300多元收入。

  1992年,黎强创立了渝强公司。这一年,黎强完成了人生的龙门一跃:他大胆地把全部积累和借贷投入到客运市场,购买了20辆出租车,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汽车运输老板。

  在很多人的记忆中,那是城市公交高歌猛进的日子。互邦集团的公交车最多时更是达到600多辆。而黎强当时正处于交通运输业活跃期,他通过市场调查后得出结论,重庆的运输业远远没有饱和,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1996年7月,黎强注册成立重庆渝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随后又成立了重庆黎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渝强实业(集团)出租汽车有限公司、重庆渝强实业(集团)强劲运输有限公司等20余家子公司、分公司和控股公司。重庆直辖,黎强发迹的巴县也随之升级为巴南区。黎强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他开始向货运、出租车、驾校、县际班车等多个领域发力,客运范围由巴县慢慢辐射到重庆主城各区,并延伸到江津、璧山、万州等地。

  在渝检五分院的起诉书中提供的证据显示,黎强涉黑团伙“聚众扰乱交通秩序”始于2000年。“这个时期,正是国有公交与民营公交博弈最厉害的时候。”重庆市道路交通运输管理局副局长孙跃说。

  2000年之前,重庆主城区民营和国有公交均有2000辆车左右,差距仅600多辆。经过一系列调整,民营公交剩下400辆左右,被编为“7”系列,国有公交则发展至5000辆左右。

  孙跃告诉记者:“在道路运输管理中,一家客运企业需要获得线路许可经营权,才能经营该线路。经营权是有期限的,一般是4至8年。”线路是运输公司的核心资本,线路多寡、运行区域、准运车辆数量,与公司和运管部门之间的紧密程度直接相关。

  为了尽可能多地垄断线路,黎强开始“走偏门”。起诉书称,2000年9月30日,渝强公司在未取得正式营运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开通鱼洞至沙坪坝线辆客车进行营运。为了拦堵正常行车的公交公司客车,黎强涉黑团伙将公交公司327、310等线路的数辆过客车强行拦下,并将车轮胎的气放了,造成过往车辆被堵两个多小时,并群殴310路驾驶员陈国庆,使其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

  而这种堵车、打架解决纠纷的方式,一直贯穿渝强公司的发展过程中。检察机关总结黎强争夺市场的手法是:先投入车辆进行非法营运,然后采取拦车、堵路、打架斗殴、上访等手段,排挤、打压其他客运公司。

  在辩解这些问题时,黎强表示,在重庆,谁率先投入车辆运营,谁就更容易获得线路牌照,这是所谓“市场规律”。这些辩解折射出重庆客运市场的某些线年颁布的《关于改革主城区公共交通汽车客运营运与管理体制的决定》中就有提到,公交领域存在市场失序、治理不力、不平等保护等现象。

  2006年10月1日,重庆一辆载有50名乘客的711路民营大客车,因车速过快坠下20米的引桥,造成30人死亡。

  一个月后,重庆市出台《主城区公共交通汽车客运与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方案》及《重庆市公共汽车客运规范》,这次改革也被称为“双改”。“双改”要求全市所有公交企业在2006年12月31日前完成公交化、公司化改造,规模必须达到有100辆以上自有营运车辆,对新增和收回的线路实行公交客运线路特许经营权,不分所有制,国有与民营企业平等竞争。

  按标准,当时的27家“社会客运”企业缩减至4家,加上7家隶属于重庆公交集团的国有公司,全市只保留了11家公交企业,所有民营公交企业享受与国有公交同等的财政补贴。进入公交市场的民营车辆被编为“7”字系列。

  因为规模不足,渝强公司27辆公交车挂靠在了南岸区第六运输公司旗下。在挂靠还没到期的情况下,渝强公司将27台车的经营权纳入自己公司名下,车主则一度在公司闹腾了六七天。最后,黎强授意下属找社会上的人将多名车主打伤、驱散。

  自从“7”字系列公车正式上路后,与重庆公交集团的矛盾空前激化,双方因路线和停车屡发冲突。作为“反击”,与“7”字头同线的国营公交车数量激增。举例来说,重庆市工商联在调研中发现,从渝中区较场口到解放碑一线辆后,国有公交立即增投至60辆。这些矛盾导致双方冲突不断,械斗、砸车时有发生。

  “7”字头公交本身的服务质量也广受诟病。“比较突出的几个问题,一是开飞车,你争我抢,把人全装走;第二个,赖在站上不走,一直把后面的车给压着,差不多的时候才走;再一个,驾驶员、售票员的素质有所欠缺,服务质量很差。”孙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作为重庆最早从事公交客运的民企老板,黎强本人的身价早已逾亿元。财富急剧膨胀,黎强头顶的“红帽子”也越来越多:重庆市人大代表、重庆市巴南区第十二届政协常委、巴南区工商联主席??

  2004年,黎强获得重庆市“首届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称号,还当选过“重庆市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在积极为自己增添政治光环的同时,黎强也积极寻找“保护伞”。重庆市沙坪坝区交通运输管理所原所长肖庆隆、重庆市巴南区公路运输管理所原所长蒋洪、重庆市信访办来访二处原处长姜春艳、重庆市地税局原稽查科长曾安东等,都曾为黎强的非法获利之路“保驾护航。”

  案发前,黎强拿到了100多条道路交通运输线路经营权,这其中包括一条公交线路(双碑至沙坪坝线多条班车线路,遍及全重庆,足已影响城市道路交通命门。

  10月26日的庭审上,“罢运”两字是敏感的字眼。当辩护律师提起这个问题时,黎强的回答显得十分小心。

  2008年11月3日,重庆市发生8000辆出租车集体罢运事件。当时出租车司机诉求称,出租车公司收取高昂的规费,导致司机受到严重盘剥。

  据起诉书称,2008年11月2日,黎强安排其妹夫何永红召集公司旗下四个出租车分公司开会,传达11月3日重庆出租车将会发生集体停运的信息,并要求对当日仍营运的出租车公司进行打砸。伍树峰、何永红被指是该事件的主要领导者,骨干来有刚和黎德明也曾参与以砸车方式阻止车主上街运营。

  对此,此前接受过警方取证的司机表示,罢运前晚10点左右,黎强专门召开了出租车车主和司机会议,为出租车罢运提供串联机会和场所。重庆市两名道路运输企业负责人则称,在罢运事件中,渝强公司曾派出租车分公司经理刘朝富等组织人员,以砸车的方式阻止车主上街营运,甚至还有出租车司机保留了当时渝强实业组织者的指挥短信。渝强实业员工也证实,在罢运刚刚结束后,公司就已经有人被拘留。此事被指成为黎强深陷打黑风暴的“导火线”。

  “这让政府在推行公交国有化政策时,感受到来自利益集团的强烈阻力,政令不能畅通。”孙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当时的主流看法是,沉疴难愈的重庆市出租车行业已形成了层层盘剥的链条,不堪重负的司机们充满怨气。不少司机现在仍坚持这种看法。“多的不说,打个车,5块钱,三公里才起跳,四个人打个车,比坐公交还便宜,哪个大城市有这样的情况?”常年跑南岸区线路的出租车司机王欢告诉记者。

  2009年4月,重庆市公交改革再出新政。其中明确规定,5月31日前交车的民营企业,可以按一辆公交车运营权置换一辆出租车运营权的方式,并按照每台公交车经营权给予1/3台出租车经营权的比例进行奖励。之后退出的,仍然可以“一换一”,但没有奖励。这一新政在业内被称为29号文件。

  文件还规定,截至2009年12月31日,如果民营企业没有选择“一换一”退出客运市场,那么该企业必须要达到500辆的规模,否则将注销企业特许经营资格,收回其公交线路经营权。

  至此,重庆民营公交退出了主城区公交市场。“29号文件是一个透明的政策,是民营企业同意后才执行的。”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副局长孙跃说。

  这次黎强对外表示,“拥护政府的一切决定。”但另一种说法是:民营公交公司提出的收购要价达到1亿多元,与政府谈判时的态度非常强硬,导致谈判一度陷入僵局。自从2008年罢运事件之后,黎强就深陷于麻烦之中。

  2009年3月,重庆市税务稽查局通知渝强公司,要到公司查账。黎强当天决定将公司前几年的账目转移。第二天下午,黎强和公司财务人员将财务资料、档案资料、私人笔记本、各种档案等各种资料打包了二十几个纸箱,拉到公司一成员家中存放。据称,渝强实业的偷税比例高达70%~80%。

  “黎强披着市人大代表的红色外衣,幕后操纵信访,以行使信访权为名,谋非法敛财之实。严重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其行为完全符合刑法规定的涉黑组织构成要件。”重庆市检察院第五分院的公诉人冉劲在庭审结束后接受记者采访时称。黎强涉黑组织形式比较特殊,以合法的公司为依托,采取公司化的管理,形成了比较完整、稳定的组织关系。

  10月31日,黎强团伙涉黑案庭审结束。对于出租车罢运事件,公诉人却并未出示任何证据。“法院对任何犯罪事实的认定,都建立在证据基础上。”10月29日,在重庆市举办的新闻通报会上,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钱峰告诉记者。

  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诉人未对起诉书中提到的内容出示证据,即意味着放弃了对黎强组织策划“113”罢运的指控。法官们接下来面临的问题是:如果公诉机关对黎强团伙两件重要指控不成立,团伙性质将如何认定?

  一直守在法庭外的不少重庆市民对黎强的落马反应不一。“这下可以坐放心安全车了。”市民黄海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而另一些市民则有些担忧,“渝强公司糟了,那我们上下班会不会没车坐了?”家住鱼洞,每天到朝天门上班的会计张卫红说。

  重庆市道路交通运输管理局副局长孙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渝强公司已有政府派专人托管,而黎强所控制的100多条客运线路,也在正常运营。“此番打黑,对于规范重庆客运市场环境,整肃安全的社会秩序,都是大有好处的。”孙跃说。

  不过,这个感叹也许来得迟了点。不管他涉黑罪名是否成立,黎强亲手构筑的“客运帝国”,都已成为过去。

  当重庆打黑风暴深入周边区县,以外部眼光去审视潜行当地许久的乡村关系与社会规则,让有组织的黑社会界定显得并不那么轻松。

  朱丽被判了两年,这与另外的黑帮成员相比,是比较轻的,宣判的时候,她甚至回身和背后的女法警轻声耳语,带着微笑。

  但当她回过神来,两年牢狱又让她感到痛苦。在坐着囚车离开审判庭的时候,她偷偷塞出一封信,4页,正反都写满了字。

  朱丽是李义的老婆。那个外号“米老鼠”的年轻人,此刻正是人们眼中的黑帮大佬,被判了20年。

  她说:“我对李义的行为都不知情,李义做什么事情从来不跟我说。”“我只是个家庭主妇,不是黑社会。”

  这帮被宣判为黑社会的年轻人,在开县临江镇长大。那是距离重庆市区200多公里的小县城,他们讲究“义气”,习惯以暴制暴化解事端,他们并没有觉得这很过分,在这个江城,一切现行的社会规则,都由来已久,且平淡无奇。

  李义穿着01号黄色囚服和另外25个年轻的“黄马甲”,走进宣判厅,没有表情。这里面也包括他的妻子朱丽。

  旁听席第三排靠墙的几张位子,几名中年妇女都在流着眼泪,其中也有李义的大姐。

  李义今年36岁,在三姐弟中排行老幺,二哥死得早,大姐和这个幺弟的感情很深。

  在这个手机信号被屏蔽的法庭,坐着近300人,有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有当地各部门机关的公务人员,也有少数拿到旁听证的村民。

  10月中旬以来,重庆打黑风暴进入首轮审判阶段,李义案是第四宗。有媒体说,这是区县打黑中涉黑人数最多的案子。

  当法官宣判完毕,领刑2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1万元的李义在两名警员之间挣扎起来,大声叫着:“冤枉啊,我不是黑社会。”他猛跺着地,试图冲出去拿头撞墙,几名警员迅速围住他,押着带出了法庭。另外一名被判定为黑社会成员的李高清也在叫冤。朱丽没有叫,她只是歪过身子,朝旁听席看。

  李义的大姐和另外几名家属捂着嘴哭,不停朝李义他们摆手,“别闹,这样闹着没好处。”

  按照法官的宣判,李义的黑帮,有17名80后,其中更有4名90后成员。在过去的8年里,这些年轻人在开县临江镇,共实施故意伤害6次,致1人重伤,5人轻伤;非法持有2支;故意毁坏他人财物3次,造成经济损失40000元;敲诈勒索非法获利55000元;寻衅滋事7次;实施放火1次;抢劫他人人民币1500余元;利用职务之便私分公司资金340余万元;偷税50余万元。

  重庆警方说,10月下旬以后,重庆打黑行动从主城区延展至区县掀起第二轮高潮,其中三峡库区的万州、开县等区县是重点战场。

  李义1973年出生在这里,少年时光,这个个头不高但很结实的孩子,习惯了在村镇的野地里与伙伴玩耍,打架,他的大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二哥死得早,家里人都很疼爱这个仅存的男孩,慢慢长大的李义,脸庞显得比同龄的孩子大,微黑,眼睛小,眯着,配上高高的圆鼻头,被大家起了个外号——“米老鼠”。李家人也拿着做小名来唤。

  妻子朱丽的姐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农村里的孩子谁没有个小名,现在却成了黑社会的罪状了。这冤不冤?”被媒体广泛报道的一句话是:“临江乱不乱,米老鼠说了算。”

  少年时的李义,成绩并不好,爱玩。1989年,正是16岁,这一年的岁尾,奸了一名同镇的女孩,被判两年。在李家人看来,这是“小孩子不懂事,乱作的”。

  当李义在班房消磨日子的时候,日后被认定为与他一同执掌临江黑帮的李高清,正在为自己贫穷的家庭在山坡上放牛,而年纪稍长些的唐绍宏则跟着人家摆小摊,赶集市,赚些零花钱。

  临江镇不小不大,这个靠近长江、群山起伏的小城镇,是个典型的熟人社会,朝夕相处的人们之间,彼此都很熟络。

  李义的那档子事,在当地传的老少皆知,李、唐二人也都不例外,当时按照他们各自的亲友对《中国新闻周刊》的说法,彼此交往不多,只是混个脸熟,知道个名号,谁也不曾预想,若干年后,他们的命运会纠结在一起,出现在同一个法庭里。

  从监狱里出来,李义安稳了一阵子,直到2004年,他的发迹与一家农贸市场有关。

  2003年,李忠勇欲单独收购开县市场物业开发有限公司,因李义等人威胁未果。

  2004年以来,李义、唐绍宏、颜帮荣等人在经营开县市场物业开发有限公司期间,聘用社会闲散人员,采取暴力、威胁等手段强行向租赁经营户收取租金,为垄断临江镇的农贸市场,强迫相关经营户在该公司内经营。

  2005年,李义等人强迫该市场经营户高价购买门面,并强行低价收购其他股民持有的90股股份,之后又强行向已购买门市的业主收取占道费。通过上述手段,李义等人非法获利共计300余万元。

  但在这些黑帮大佬的家人看来,农贸市场只是各自生活上升之路的一笔正常投资,“怎么就和黑社会扯上关系呢?”

  一位在该农贸市场做生意的肉贩说,他的一个摊位一平方米左右,一年租金3500元。做起来压力大得很,以前“米老鼠”没管市场时,这摊位一年才800元。租金太高,他们也只能抬高肉价以减轻损失。

  宣判词中提到的颜帮荣,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在被批捕之前,他是临江镇地税所所长。公诉人指控,在颜的协助下,李义、唐绍宏等人得以顺利占据农贸市场。

  在李义接手之前,临江镇的这个农贸市场属于镇地税所的下属单位,集体所有,“很不像样,没有后来那样正经的屋子和大棚,基本就是个露天的集市,脏乱不堪。”

  2004年农贸市场改制,让地税所内部职工认购原始股,投资合伙经营。此时的李义已经离开牢狱多年,一直做些小买卖,积攒了些钱,他认定这是个机会,于是找关系拿下部分原始股,对于这个“拿下”的过程,检察机关认为存在强迫交易的行为。

  在公诉人唐国政看来,这种强迫的背后,正是基于一种势力的存在,“有组织在一起的拳头做后盾。”唐是重庆市检察院二分院公诉二处副处长。

  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李义接手后的农贸市场,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建起了新的大棚和商铺的店面,“所以我们才会提高铺位的租金,原来是露天的,现在搞了正规的店面,租金怎么可能还不变呢,再说现在每年的物价都在涨,租金跟着涨也没错。”李义的大姐面对《中国新闻周刊》,有些抱怨和不解。李家人在李义接手农贸市场后,都很开心,“好歹做了老板,生活也好了,也有盼头了。偶尔打架冲突这有,但农村里这不是常有的事情吗?

  “我们认定它是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最本质特征就是控制特征。就是说他这个组织、团伙在一定的行业或区域形成了非法的控制或垄断,或对当地群众心理形成了相当的心理影响,这就是本质。”唐国政说。

  2008年之前,临江的客运市场很不像样,陈旧混乱,来往的客车随处乱停,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临江镇运管所决定寻找有能力的人来组建一个客运站,实行“客运车辆进站归点”。

  经营农贸市场虽然让李义等人毁誉参半,但镇上的很多人又不得不承认,李义这帮人有能力,至少农贸市场看上去比原来整齐多了。

  “不光是派出所,税务局、工商等简直成了他们的帮凶,这个镇上的人要么是他们的帮凶,要么拿他们没有办法,到了这个程度。”唐国政说。

  有一个细节是,李义被抓后,该客运站还从交管部门领取了十几万的补贴。而李义等人的家属也说,客运站是经过相关部门的认可才开张的,那天很多公职人员参加了整饬一新的客运站的开业典礼。

  客运站开张,对于李义、唐绍宏、向辉等日后被认定为黑社会的年轻人看来,是一个不错的赚钱机会,他们每人出了50多万,成为最初的股东之一。

  2008年3月5日,新客运站开业,镇政府发布了公告,要求所有客运车辆都得进站,终结一直以来的散乱状态。当天,很多“野”惯了的客运车不愿进站,出现了争执。

  李义出面最终让争执消解,公诉人指出,李义以进站接受“服务”为名收取“过路费”。

  在宣判中,客运站成了李义黑帮的主要依据。公诉机关指出,李义黑帮控制客运站,对这一部分车辆进行强行加价。其黑帮组织结构清楚,分工明确,管理严格,团伙成员在伙食团统一吃喝,“上班”期间不准打牌、喝酒,对违反者进行罚款。

  是正常的公司运作还是黑社会组织运作,代理律师周立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李义等人的暴力行为存在,这个从个案来看没什么问题,但他们是独立犯罪,犯罪行为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有定义的,这个定义是限定性的,而不是扩大的。对黑社会的扩大化解释,不是一个好现象。

  而在公诉人唐国政看来,“黑帮有些规定可能从形式上看是为了让公司正常运作,但实际上是为了它犯罪活动服务。”

  作为李义案的主诉检察官,唐国政说,黑社会的四个基本特征是: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控制特征。“我们内部解释就是主要看它的控制特征,我们打黑主要就是选择控制。前三个特征不是特别明显,但控制特征很明显,就是说在一定地域、一定行业形成了一种非法控制、非法垄断或者对当地群众心理形成一种非法的强烈特征。”

  按照检方的指控,李义的“黑帮”,除了以农贸市场和客运站作为组织联系的依托,亲属血缘关系也是依托之一。

  比如李高明,是李志刚和李志超兄弟俩的父亲。父子三人,都被认定是李义黑帮的骨干成员,分别被判了7年、9年和17年。而李高明和另一名“黑帮大佬”唐绍宏也是亲戚。另外,李高明的兄弟李高清则与李义同为客运站4个原始股东之一。

  李志刚的姐夫陈庆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李家父子等人,虽然确实有过聚众殴斗的行为,但并未和李义等人有太多的交往。

  李志刚今年刚满21岁,初中没毕业,做过饭馆服务员,后来又到中巴车上做售票员。他的女朋友廖丽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李志刚是打过不少架,那大多是亲戚朋友之间帮忙,农村里这样的事情很多,谁被人欺负,有时候一个家族的人都出来干架,但现在被认定为李义、唐绍宏为首的黑帮骨干,被判了17年,实在冤枉。

  当重庆打黑风暴深入周边区县,以外部眼光去审视潜行当地许久的乡村关系与社会规则,让有组织的黑社会界定显得并不那么轻松。

  如果说通过家属关系在一起进行有组织地违法犯罪活动,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家属关系就属于黑社会性质。包括同学关系也是一样的。如果同学之间正常交往就没有问题,但是同学之间如果一起有组织地违法犯罪,那么就意味着你至少是一个犯罪同伙了。”李义案的主诉检察官唐国政说。

  重庆公检法系统也有相应措施,在官方的口径中,区县打黑将是“攻坚战”。按照“坚决果敢、严谨周密、准确指控”的十二字方针,重庆市检察机关将准确指控黑恶势力犯罪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该市检察机关公诉部门采取从下级院抽调,从上级院选派的方式,一共投入资深公诉检察官200余人,约占全市公诉力量的40%。

  侦查工作的压力很大,有一些团伙成员至今都未能查实明确身份,检方在起诉时,不得不以“江湖外号”相称。这也引起公众质疑,“仓促办案能把复杂的家族犯罪和黑社会组织犯罪界定清楚吗?”

  唐国政嗓子都有些沙哑,他直言连续加班确实很累,“2002年打了一次(黑)、2006年又打了一次(黑),今年又打,好像以前没有这么长时间,但是我们检察机关一直强调不能被冲昏头脑,其中一些尤其是命案,一些主要的证据我们自己亲自去核实,就是为了慎重。”

  “公安可能会有好大喜功的问题,我们检察机关在介入公安的时候要强调配合,案子一定不要被冲昏了头脑,一定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不能说现在是在风头上,好像大家都认了,等过几年又上诉翻案,这个我们是绝对要杜绝的。” (来源:中国新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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